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，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、一国一域，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，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、风险空前增多的时代。当此之时，“世界怎么了、我们怎么办”，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。正是基于对这一世界之问的精准把握、深刻思考和科学解答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方案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、利益共同体、责任共同体，核心是价值共同体。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得以构建和维系，关键就在于全人类要能凝聚价值共识。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所在。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，最深层、最内在、最根本的是价值冲突甚至价值撕裂，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解答世界之问，是抓住根本对症下药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率先提出的，但并非仅是中国的发明、创造，中国的贡献首先在于将之澄明，使之凝练和突出，强调坚守和弘扬的极端重要性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，一方面，“各国历史、文化、制度、发展水平不尽相同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”“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，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，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”。事实上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上的异中之同，是各国人民价值追求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另一方面，全人类共同价值“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”，早已体现于联合国宪章之中。因此，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就是要“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”，努力使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早日得到实现。

  “世界怎么了、我们怎么办”，这一世界之问，也是关涉人类存亡、前途的命运之问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，“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诸个体的存在”。也就是说，人类最起码要能够生存、有生命、活着，而且是诸个体一起的共同生存、共同活着——存在一定是共存共在，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好存在即幸福美好生活。“世界怎么了”，其实集中体现为当今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，人们起码的生存、共在受到现实的威胁，幸福美好生活也就成为问题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各国共处一个世界。人类要持续共存并通达美好，必须找到使之成为可能的大道。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大理念时，专门引用了中国古代典籍《礼记》中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这句话。基于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大道的已有认识，在把握其科学内涵时，特别需要注意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辩证理解。

　　一是共存的主体既包括不同国家、文明也包括不同个人、各类群体，但当前首先是指国家、文明。“全人类共同价值”中的“全人类”显然是与“非全人类”相对的，是对“非全人类”的超越。但是，这种超越不是替代，而是将全人类理解为一个结构化、历史化的整体即全球社会或人类社会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，所谓“社会本身，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”。因此，“全人类”不是“非全人类”的诸主体的简单加和，而是处于“非全人类”诸主体的关系之中。这样的主体包括诸个体和不同层次的群体。在其现实性上，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反映不同文明、国家间的价值共识，又反映诸个体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，从而贯通个人、国家、世界，形成完整的逻辑闭环。只不过，当今世界由不同文明、国家构成，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最强大的主体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所谓“逆全球化”潮流、文明冲突加剧，都更加凸显了文明、国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时，在强调人民主体的同时就特别突出“不同文明”“不同国家”。也就是说，全人类共同价值固然也是不同个体、不同群体共存与美好之道，但首先是不同文明、国家实现共存与美好的大道。

　　来源：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》